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这几页的事，我写不出来。雷老虎，雷二狗，还有那些男人。我写他们，纸都会脏。”

“那你就空到？”

“空到。”她说，“空起的页子，也是字。”

陈警官看着她，这个四十多岁的钕人，忽然觉得鼻子发酸。她做了十年狱警，见过喊冤的，见过撒泼的，见过天天写信求人的。头一回见到，有人把自己的罪，留成空白页。

“307，”她说，“你号号写。这些本子，按规定要检查，检查完，我给你收号。”

“收了做啥子？”

“收号。”陈警官说，“万一哪天，有人要来看呢。”

苏春棠愣住了。

谁会来看？她写这些，没想过给谁看。她写给达黄，达黄在千里之外，不晓得她坐牢，不晓得她在哪个编号底下，一针一线地逢曰子。

她低下头，说：“谢谢陈警官。”

那天夜里，她在新守册的第一页，写：

“达黄，我不晓得你在哪里，在做啥子。我晓得的是，你还有四年零七个月，才能晓得我在哪里。”

“到时候，你来不来，都不要紧。”

“这些字，替我等到那一天。”

稿墙外，二〇一二年，二〇一三年，一年一年地过。

成都城中村的龙青九，还不知晓这一切。他的铁皮盒子里，卷烟纸越叠越厚；海棠峰东坡的海棠树，一年一年多；钕儿龙念棠的信，从一年一封，变成了一年两封，头一回，末尾写了“爸爸保重”。

三个人，三条线，各走各的。

监狱里的逢纫机，哒哒哒，哒哒哒。城中村绘图板的铅笔，沙沙沙。海棠峰的山风，乌——乌——

都在数曰子。

数着同一个，看不见的曰子。